（負面形象：“中山倒”與“大藍天”）
“中山倒”與“大藍天”
紐約版孫中山像倒印票
1941年（民國30年）2月21日～4月21日，中華民國郵政發(fā)行了一套以孫中山先生頭像為主圖的普通郵票。全套16枚。雕刻版。齒孔12度。面值分為分、角、元三種，從半分到20元。圖案為孫中山先生頭像居中，邊框上刊中華民國國徽，下列“中華民國郵政”6字，阿拉伯數字在左右兩邊。白色無水印紙印制。由美國鈔票公司在紐約代印。元面值票為雙色套印，分、角票為單色印刷。由于通貨膨脹，面值過低不適應當時郵資費用，到4月21日，該套郵票就要停售了。這套郵票印刷精美，很少有變異，但2元面值的郵票卻出現中心圖案孫中山像倒印變體票，這是雙色套印引起的。邊框呈藍色，中心圖案孫中山像呈黑色，分兩次印刷，第一次先印邊框，第二次套印孫中山像，套印時，由于紙置反了，就產生了孫中山像中心倒印的變體大珍郵。
這枚變體票是一個叫鄭介初的高中生發(fā)現的。近年來，當事人把發(fā)現的來龍去脈兩次向集郵界公開。1945年11月30下午，重慶東川郵政管理局集郵組把面值低、不值錢，積壓在庫房的紐約版孫中山像郵票不分面值卷成卷，每卷都是整版票，每卷以500元法幣出售給集郵者。當時剛開始集郵的重慶南溫泉立人中學學生鄭介初路過東川郵政局，擠入人群，買下了一卷2元票?；氐郊液笠馔獍l(fā)現有一版50枚紐約版2元孫中山像郵票的中心圖案印倒了。鄭介初意識到這是一種變體票，但不知值多少錢。他找到重慶集郵研究會會員艾元俊請教，艾元俊斷定是不可多得的大變體，就拿出幾本民國紀念郵票和全套大龍、小龍、慈禧壽辰等珍貴郵品向鄭介初交換2個四方連、8個單枚共16枚紐約版孫中山像2元中心倒印票。在未出售之前，鄭介初將整版50枚倒印郵票拿到南泉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后來刊于陳志川先生主編的《國粹郵刊》1950年4月出版的第五卷第1期上。1945年底，重慶集郵研究會舉辦郵展，艾元俊展示了一個紐約版孫中山像2元中心倒印四方連，震動了全國集郵界，東川郵政局得知紐約版孫中山像2元中心倒印票竟是由自己的集郵組售出的之后，立即在全局清庫盤查，可是卻再也沒有發(fā)現一枚。從此以后，鄭介初家門庭若市，大批郵人、郵商找上門來，要求交換購買。鄭的父親認為奇貨可居，拒絕出售。不久，鄭介初父子攜倒印票到上海，把票存在廣大行的保險箱里。不料廣大行珠寶遭搶劫，而郵票卻被視為廢紙扔于地上，鄭父子聞訊后，揀回了這些郵票。經過這次驚嚇后，鄭父子才決定出售這批郵票。集郵家兼郵商、上海國寶郵票社吳樂園先生出價每枚200元向鄭父購買了14枚。后吳樂園遷居臺灣。鄭也遷居香港，當時鄭父尚留有20方連紐約版孫中山像2元“中心倒印”票。到香港后，又拆開賣掉10枚。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紐約版孫中山像郵票元數票的印刷全張為300枚，上膠打孔后，再切成50枚一版的6個郵局全張。除鄭介初所買的一張郵局全張50枚（10×5）紐約版孫中山像2元中心倒印票外，其余5個郵局全張250枚至今水見露面。估計當時分切時，分裝6包，其他5包檢驗時被發(fā)現而銷毀，故僅漏出一格50枚。美國鈔票公司知道自己承印的郵票中竟出現孫中山像中心倒印的錯誤后，在報刊上發(fā)出公告，表示愿以高價收購流傳在外的50枚倒印郵票，以挽回其印刷質量造成的不良影響，結果枉費心機。
關于倒印，有人認為是“邊框倒印”，也有人認為是“中心圖案倒印”。集郵界最后統(tǒng)一稱為“中心倒印”。因為集郵辭書把“后印中心”出現倒印者稱“中心倒印”，“后印邊框”出現的倒印稱為“邊框倒印”。過去，有的集郵家稱紐約版孫中山像2元“中心倒印”郵票有“不像倒印”、“孫像倒”、“中心倒”等幾種叫法。后來，
出于對孫中山先生的尊敬，改稱為“中心倒印”。這枚倒印票已成為中國最珍貴的郵票之一，并躋身世界珍郵行列，價值僅次于1915年發(fā)行的宮門倒印郵票。沒有發(fā)現舊票存世。郵壇將其與“民國四珍”（宮門倒印票、北京一版帆船3分暫作2分倒蓋票、北京二版帆船4分暫作3分倒蓋票、北京老上版一元錯蓋“限省新貼用”票）合稱為“民國五珍”。美國《林氏集郵新聞》高級編輯唐娜?奧基夫將其收錄在自己編輯的《世界珍郵》第三輯里，附圖并專門對其產生的原因、背景等作了詳細介紹。
“大藍天”
文化大革命喧囂中的1967年9月，為紀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chuàng)建四十周年，根據當時的形勢，郵電部設計印刷了一套紀念郵票。后來這套郵票被神秘地撤消，印好的郵票全部銷毀。這套郵票中的第一枚“40年后毛主席和林彪重新穿上軍裝檢閱文化革命大軍”有極少的幾枚流出，因為郵票上人物以藍天為背景，故此枚郵票的別稱叫“大藍天”。（緣何有一個“大”字，筆者以為是為了好上口，和其他類似的未發(fā)行郵票的三字俗稱——“一片紅”、“黑題詞”以及文革前的“放光芒”相匹配。）“大藍天”在海外拍賣的價格驚人，香港郵商楊乃強編印的《中國郵票目錄》80年代就已將其收入，影響非同小可。由于其極為特殊的政治背景，稱得上是“文革珍郵”中首屈一指的
“陰謀郵票”，因而引發(fā)了種種傳聞與小道，有的似是而非，有的荒誕不經。為了正本清源，對其歷史背景的揭示與研究勢在必行。
歷史背景：1966年8月初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隨后黨內的人事安排劉少奇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朱德降到了第九位，排在了劉少奇的后面；而林彪則從第六位一越成為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成為這場運動批判的頭號目標。然而，正如中央黨校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史稿》所述，從毛澤東寫大字報的1966年8月5日至1967年的3月對劉少奇的批判一直限制在內部，不公開。筆者記得當時社會上的紅衛(wèi)兵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唆下，瘋狂地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亂罵亂咬，提出了“打倒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口號，。至于哪些人是這個“司令部”的成員，并不明朗，朱德也一度被罵為“黑司令”。1967年2月，譚震林、陳毅等一批副總理和老帥們奮起抗爭，遭至嚴厲打壓，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的命運陷入了最低谷。
最新披露的檔案文件記載，1967年3月20日，迫于當時的形勢，郵電部發(fā)出通知，暫停出售四種郵票。它們是：紀16《抗戰(zhàn)勝利15周年》第四枚“領袖策劃反攻”（有朱德的形象）、紀41《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第二枚“井岡山會師”（有朱德形象）、紀71《開國大典》（有劉少奇和朱德等的形象）和紀81《詹天佑誕生100周年》第一枚。與此同時，被挑唆的紅衛(wèi)兵和造*反派們有恃無恐，把上過郵票的油畫“井岡山會師”中的朱德形象換成了林彪，并一再嚷嚷要以秋收起義紀念日取代南昌起義紀念日來作為建軍節(jié)。筆者還記得在文革大串聯的時候曾在某市的街頭見過毛澤東和林彪在井岡山會師的大型“革命宣傳畫”。在這一片喧囂的大環(huán)境中，江西省決定在1967年的9月8日（秋收起義紀念日）至10月8日舉行紀念毛澤東創(chuàng)建井岡山四十周年活動，事前派了省郵電管理局的兩個人到郵電部聯系發(fā)行紀念郵票。郵電部原先在1966年12月19日擬訂的《1967年發(fā)行郵票選題計劃》中的第七項為紀念八一建軍四十周年——《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郵票自然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這套計劃在1967年10月1日發(fā)行的《紀念毛主席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40周年》紀念郵票。郵票發(fā)行局設計室在是年8月完成了一套四枚的設計圖稿而非像目前廣泛認為的一 套兩枚。它們是：第一圖，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zhàn)友林彪同志（40年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重新穿上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文化革命大軍）。第二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創(chuàng)建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點燃了星星之火）。第三圖，毛主席語錄（“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懂得這個道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第四圖，毛主席詩詞（《西江月?井岡山》，背景為黃洋界紀念碑）。
據記錄新中國郵票1966年至1978年歷史的《中國郵票史第八卷》（征求意見稿）寫到：這套郵票的圖稿于1967年8月10日上報中央文革小組審批。中央文革宣傳組劉廣聚于8月21日電話通知，第一圖沒有意見，對其他三圖提出幾點修改意見；并告之，修改后即可印刷，不必再送閱。8月24日郵票發(fā)行局向北京郵票廠訂印每圖1000萬枚，共4000萬枚，四圖均為8分。其中一、二圖郵票面積為54X40毫米，三、四圖為60X27毫米。編號為“文5”。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套郵票是經中央文革電話通知同意的，并沒有批文。郵票發(fā)行局的具體經辦人覺得心里不踏實，于是在郵票三、四圖印出樣張后，于9月18日將郵票印樣函報中央文革宣傳組審閱，郵票發(fā)行局的鄧連普認為此舉意在形成“沒有文件的文件”。不料問題就此接踵而來。9月20日凌晨1時，郵票設計室的劉碩仁接中央文革劉廣聚的電話，稱“井岡山紀念郵票第三、四圖如果沒有印，就不要印了；如果已經印好，先不要發(fā)行。因為領導同志還沒有批準?！庇捎谑掳l(fā)突然，這天早晨一上班，郵票發(fā)行局副局長薛鐵打電話詢問劉廣聚。劉的回答又有一些不同，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兩圖，需經領導審查，其他兩圖沒問題。此套郵票待那兩圖確定后再處理。”兩天之后，劉廣聚電話通知：領導批示井岡山郵票“暫不印行”。于是薛鐵再次給劉廣聚打電話，了解“暫不印行”的原因，并請示該如何處理已制好的版和已印好的郵票。劉廣聚對“暫不印行”諱莫如深，只說這是領導批示，“版子和印好的郵票暫時保存，以后有什么消息，我們主動通知你們。”于是此套郵票的發(fā)行陷入僵局。在1967年的10月1日發(fā)行了“文6?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和“文7?毛主席詩詞”，而“文5”的編號懸空，這是“文”字郵 票首次發(fā)行受挫。
此后郵票發(fā)行局多次請示中央文革，均未得到回答。而郵票廠為了印筒周轉，也多次打電話給郵票發(fā)行局，要求“該套郵票如不發(fā)行，應將原版銷毀，以便滾筒的利用。”實行軍管后的郵電部于1968年1月25日向中央文革催批發(fā)行郵票事宜，其中第三條提到“《紀念毛主席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40周年》紀念郵票一套四枚，1967年9月18日報送郵票樣張4枚。該郵票是紀念毛主席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40周年，現已經過時，我們擬撤消這套郵票的發(fā)行計劃。”1968年8月28日，郵票發(fā)行局請示郵電部軍管會生產指揮部，負責人答復“此套郵票不再印行”，理由有三：（1）井岡山40周年已經過去，不宜再發(fā)行。（2）有的圖案已經發(fā)行過了，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已發(fā)行過類似圖案。（3）有的圖案中偉大領袖毛主席形象不大清楚，也不太象。同時指示，如以后再發(fā)行井岡山郵票，內容和圖案要重新考慮；并告之通知郵票廠取下滾筒。此套郵票的滾筒卡在機器上的時間之長為郵票廠歷史罕見。
現存的兩張單據留下了這套郵票印刷和銷毀的數量。一為1968年9月3日郵票廠和郵票發(fā)行局的計價單，內容如下：第二圖交貨35800張（每張35枚）X 78%（正品率）=27924張；第三圖交貨250000張（每張50枚）X 86%=215000張；第四圖交貨212800張（每張50枚）X 70% =148960張。第一圖未印，打樣5650張（每張28枚）=158200枚。從銷毀的情況看，由于此套郵票沒有下發(fā)，成品銷毀數與印刷數大致，其中第一圖完全一致，銷毀數為5650X28=158200枚，并標明為“廢品”。其他三圖成品銷毀數還大于交貨數。從這兩張單據至少可說明兩個問題：其一，目前國際拍賣機構拍賣的第一圖，即“大藍天”純屬“廢品”，因為此枚郵票沒有印刷出正品；其二，流入郵市的那一枚恰恰是印刷數與成品銷毀枚數完全一致的第一枚，即“大藍天”，不排除銷毀中存在漏洞的可能，但也可能流入郵市的“大藍天”是廢品的膺品。
從目前浮出的有關此套郵票的歷史檔案和當事人的回憶來看，尚無證據證實社會上關于“大藍天”的停止發(fā)行是因為林彪做賊心虛的傳聞，但這一傳聞顯然絕非空穴來風。盡管要求此套郵票“暫停印行”的“領導”是何人仍是一個迷，也可能成為永遠的迷。這個“領導”并不排除有林彪的可能。原因有三：首先，林彪深諳郵票的宣傳價值，早在1965年7月就為“特74”郵票提過詞，是文革前為單套郵票進行專門題詞的最高領導人。因而他有可能事前審看了這套郵票。再則，朱、毛井岡山會師的圖畫和井岡山《朱德的扁擔》的故事早已載入小學生的課本，家喻戶曉，井岡山會師時林彪只是一個連長，郵票的發(fā)行無助于歷史的篡改。城府很深的林彪會有弄巧成拙的擔心。第三，郵票第二圖“星火燎原”無意中刺到了林彪的痛處。毛澤東在1930年1月5日寫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針對林彪當時“紅旗可以打多久”的悲觀論調。林彪一直對此耿耿于懷，曾有“壯志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的詩句。
但從郵票的審批程序來看，如無意外，未必會將郵票報告送往“林辦”，因而這個“領導”也可能是中央文革的某頭頭。據當時公開的提法是“由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軍隊”，并沒有兩人共同締造的正式提法，也沒有兩人共同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正式宣傳文字，因而“大藍天”與整套郵票不甚吻合。加上當時代表江青勢力的中央文革與林彪陰謀集團之間是有勾結也有摩擦，在宣傳上做點小動作是可能的，比如以曖昧的態(tài)度拖垮此套郵票。
從中央文革宣傳組劉廣聚出爾反爾的說辭判斷，這個“領導”則有可能就是劉廣聚本人。這套郵票褒揚林彪貶低朱德的意向是顯而易見的，在當時的大氣候中政治上是保險的，所以他草草拍板同意此套郵票的印行。但毛澤東本人對林彪、江青之流企圖打倒朱德的作法持否定態(tài)度，曾明確提出朱德是“紅司令”，并同時有肯定南昌起義的講話，使林彪、江青的陰謀無法得逞。處在政治風浪中的劉廣聚發(fā)現風向有所改變，于是便以領導的審批為由，讓這套郵票胎死腹中，以免使自己陷入權利角逐的旋渦里。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5560號